假如农村土地变为私有制会有什么后果？

在新农村建设中，土地问题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诚如有媒体报道，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而全国每年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已达七八万件，且还在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2005年甚至发生了河北定州等两起举世瞩目的极恶性案件。根本上，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以及政府成为土地交易的最大商人，没有保持中立的守夜人角色。我们来算一笔账：陈锡文先生透露，我国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每年征用土地将近20万公顷，亦即300万亩。以现有国家规定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每亩一般不超过2万元计，农民可得600亿元。但据国土资源部课题组估计，地方政府在土地转让中获得６０％以上的收益。东部一个省调查，全省农地转用增值分配，政府得６０％―７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２５％―３０％，农民只得５％― １０％。如果按农民只得５％计，那么其征地损失是每年1.2万亿元；按所得１０％计，其每年损失至少也在6000亿元！可见“反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损害的速度。农民的境况只会每况愈下。如是，土地问题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个问题越往后拖，事态会越严重，到时解决起来也越难，所谓“积重难返”。由此，引发我对农民土地产权制度的再度思考。

这里我首先考虑的是，我国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制行不行？首先，先认定一下土地制度改革是改革什么。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资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对于有着浓厚农业传统的我国农民来说.上地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其所执行的正确的土地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人地关系及其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法定的结合形式，它是一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制约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在进行生产关系改革中，从优化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经济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出发，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四次变革。第一次是把封建所有制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民私有制土地制度;第二次是把农民私有制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次是把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所有、统饥慧一经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知宏和人民公社;第四次是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这是一场先由农民发起后经政府认可和因势利导而实行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四次变革命，有一趋势性的特征，就是土地所有权的范围逐渐缩小，土地归谁所有较以前越来越来越模糊不清了，私有财产的性质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控制。这种情况在国外土地制度发展史上是有先例的，如伊利莫尔豪森言，“从一个对土地有虽广阔的活动范围的人到一个其土地或事业因涉及公共利烂猛答益而受到严格管理的人其私有权受到的限制是逐渐加紧的。。。从而，避免由容许私人地主为所欲为地位用他们的土地，而置其它公共利益不顾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为此 “私有财产的社会方面，已经通过种种缓慢的变化而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已有可能限制土地私有权的范围”。伊利等还认为．当一个地主的所有权受到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时，他的财产“权利束”内的“棒儿”就减少了。

在我国，土地制度由私有制向“越来越多的地受到社会的控制”（现在还没有一个学术名词来概括它）是有教训、走弯路过来的（不像西方是通过经济道路实现这种过渡）。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村土地所行权归集体所有，但原来是农民所有，在入初级社时将土地占有使用权转给集体.由集体统一生产经营，集体给予农民一定的土地报酬，退社时农民可带走土地;但以后不久，集体对农民采取了无偿剥夺的办法，取消土地报酬，没有给农民任何经济补偿，就将农民的土地没收.收归集体所有，建立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理论思想。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初级社的土地制度虽然建立得过早、过快，经营规模过大，超越了生产力水平，而作为一种农民私有、合作社占有使用的产权制度.多数农民还是愿意接受的。但是对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劳动、统一按工分分配的土地制度，则是反对的。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农民冲破各种禁锢，实行集体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的制度。这种土地制度，在具体做法上虽然在较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益.但是在产权关系上，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并没有恢复和承认，仍然是一种社区全民所有制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的处置权利一直掌握在国家手里，集体的土地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指令制约或束缚，新创造的财富自然也是按照同家的意志来分配。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回答谁是土地所有者、谁是土地的占有、支配、使用者，就很难。所以，中国的国情---土地制度的权利结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决定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内涵由单纯的所有权问题演化为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利，并按照所有者，使用者和管理的意志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置或配置问题，从而纯粹的私有和纯粹的公有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土地现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要利的让渡实现资源配置，而不是简单的私有化（这个结论出乎你的意料？但它是历史事实和现实逻辑的结论）。

农村土地私有制思路在1985年以后正式提出来的，1987―1988年期间，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改革思路对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估计，一是农村土地在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与现行的家庭经营组织形式不相适应．持这一论点的理由是，利益是由权力带来的，产权主体与经营主体的非同一，将会挫伤农民对土地经营的积极性，使土地投入下降，农业缺乏后劲。二是土地难以集中是由于土地产权不属于土地经营者，经营者就不可能根据效益原则使士地流动，不可能形成土地的买卖、出租、入股等土地市场体系，难以进行有效的配置和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三是集体经济的解体，客观上土地产权已经自然回归到农民个人手里．当政府无意再行培植新的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农民所有制就是必然的了．我肯定农村土地制度私有化的积极意义，它充分关注了土地产权与农民经营土地积极性的高度相关性，试图把更多(甚至全部)的土地产权交给农民自己所有．使农民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活跃在经济舞台上，并希望通过农民与土地的真正结合，解决土地经营短期行为．土地使用分散化等问题以及按市场准则来充分合理地配置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私有化设想在理论上似乎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判断一种制度不是看它在形式上多么漂亮理论上多么完美，关键是看在实践上是不是可取的！同时还要考虑，制度改革的成本.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农民的心态以及对新制度的反映即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

土地私有化显然是与基本经济制度背道而弛的，其变革与运行必然会遇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刚性约束．在政治上是有风险的。经济上也是不可行的，一是土地私有后的地租归属题，土地私有后，地租当然归农民所有，这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国家可能不具备使农民拥有地租的条件，从而无法保证农民土地私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有条件做到地租真正归农户，那么由于我国土地的影子价格很高，地租进入农产品销售收入，农产品价格水平在现实市场出很难得到实现。二是土地私有并不一定形成土地的商品化和土地的集中机制。土地集巾一般取决于两个主要条件：一是非农产业的发展，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土地私有化并不可能解决土地的集中间题，相反，更大的可能则是由于农民传统意识而使土地市场规律失灵，使当前土地利用过度分散格局凝固起来．三是操作的极其复杂性．土地私有产权的界定是非常复杂的，界定依据与方法以及产权纠纷的处理与监督等，都是无法靠技巧来回避的，具体操作问题，其交易费用昂贵。另外．土地所有权分散到2亿多农户手中，将会给国家对农地的宏观管理带来了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而且在我国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土地私有会使国家对农业计划指导失去基础。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在土地私有化后会发生什么？在土地地实行私有化之后.如果农民认识到农业比较收益低下那他对土地的选择将是:(1)为了保证对上地的所有权选择撂荒。这显然没有使他们的状况变好.也不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不能实现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目。(2)出售土地。这虽然有利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但是将会造成土地兼步.在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但具有经济功能地，还有福利保障功能的今天.那将产生社会动乱的隐患。土地私有制的提出基本忽视了土地的社会学问题，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民的思想状况，而只是技纯经济学的逻辑加以推理，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想的境地．当今中国农村土地对于农民来讲，仍然担负着两种重要的功能：经济功能与福利保险功能，在现有条件下，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则首先表现为福利保险方面的需要。当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的全部产权 (尤其是最终处置权)，土地的经济属性被其社会属性所消弱，社会属性的日益突出，就会使得土地的经济规律失灵．经济原则或价格信号已经不是土地配置的依据，土地的自由买卖、出税、抵押等流转机制就失去了形成的可能。

所以，我国农村土地私有制是行不通的，解决土地问题，要在实践中再造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及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后果就是让穷的农民变有钱，让有钱的农民变的更有钱。让城市里的公民巴不得自己立马变成珠三角的农民。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天下大乱~~

大势所趋，必须私有

我只知道土地私有化会死很多人，SB才会有这种想法，私有化往大了说会灭国